竹林七贤学术随笔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晋之际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一批带有标志性色彩的知识分子群体。研究他们的人很多，那就来看几篇学术随笔吧。下面是小编精心为你整理竹林七贤学术随笔，希望你喜欢。

竹林七贤学术随笔篇一

　　再论儒、道、法

　　儒家、道家，还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法家，作为三种最常用的“治世”学说，它们是各有功用的。它们的指导理论，各有自己的特点，注意，并不是“缺点”，因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当中，一个特点就可能会是好的，也可能会是坏的。这得看社会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单单的捧一家贬一家，无论如何，那都是意气的表现。这里，我们不妨借《达庄论》做个引申，对儒道法三家如何“治世”，做个简单的探讨。

　　应该说，儒、道、法，这三家中的任何一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都有可能取得另外两家所不能达到的成功。

　　在先秦那样的乱世，天下没有了道义，没有了约束，真正还对旁人有效用的，就只剩下了一个东西——实力。那么法家就是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这时的儒家，是书生遇见恶棍，你跟他宣讲仁义道德，他却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给你一拳。你再悲天悯人地痛呼“人伦不再”，他却没听见一样地继续欺负别人去了。道家站在老远的地方瞧着，恶棍又欺负人了?欺负去吧，那可不是我要管的。什么?要欺负到我头上怎么办?我就让他欺负，我安天顺命，“患莫大于有身”，他真把我弄死了，我就连身体这个“大患”都没有了……儒先生和道先生，一个仆地，一个冷眼。恶棍则依然横行，天下依然民不聊生。那这恶棍就治不了吗?没关系，有法家在。自然界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谁的拳头大谁就有理。你不是横吗，那我就比你还横。当天下的情形是这样：一来人人穷得活不下去，二来战乱纷纷，人人脑子里也都没了道义的约束，儒家道家在这时，一时半会儿都解决不了问题。但法家就灵验多了。乱世用重典，拿出强大的国家机器，怎么样，听不听话?不听话你就会死得很惨，听话你就能活命。恶棍服了。不管心里是不是真服，但至少是不敢再当街欺负人了。于是，秦国任用了商鞅，举起了法家大旗。然后它就靠一天比一天更强大的拳头打下了天下。

　　说完了法家，让我们再来看统一不久的大汉。大一统的短暂秦朝，并没有给天下人的生活带来多大改观，先秦战乱的疮伤再加四年楚汉战争，那恶果都一块儿堆到了头顶。汉初君主们采用的方针政策，早已被我们所熟知，从刘邦开始直到“文景之治”，一贯的“休养生息”，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段道家思想治世的成功典范。那么，为什么在这时，是道家拔了头筹呢?应该说，在国家政治基本稳定、但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太好、国力还不太强的时代，道家思想正是最好的选择。这时，国家大局已经搞定，没人想再揭竿而起，争雄天下了。怎么让自己的日子过的一天比一天好，就是每个老百姓心里最惦记的。那么，时代最重要的主题也就变成了——发展经济。而对于发展经济，道家思想就是最适宜的了。

　　我们说历史、论发展，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历史的发展，它的原动力是什么?其实——发展是不容置疑的，它从来也不需要道理!它可能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变得缓慢甚至停滞，但却绝不可能倒退。已经用过电灯的人，就算某天用不上电灯而被迫回去用蜡烛，他也不可能把电灯忘记。发展是永恒的主题，就像人生下来就会长大一样，不需解释也不容阻挡。而这个，也就是道家所告诉我们的至理——自然!即便你不去理会它，它也会一路向前。这句话最适用于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简言之，就是不要来回来去地翻腾，不要去过多地干扰它，否则就是破坏了自然的规律。用柳宗元《种树郭橐陀传》里的意思就更明白了：郭橐陀的树为什么种得比别人好?因为，他能“尽木之天年”。只做些必要的料理，而不像另外的那些“爱树人”，恨不得一天看三回，两天剪次枝。树的生长是它的天性，你只要提供生长的条件就够了，它就会以最自然最没有压力的状态茁壮起来。在道家眼里，发展是任何外物也左右不了的，世上每一个生命，都生动而充满了活力。于是道家先贤告诉君王们：要让百姓“尽天年”。把最基本的原则定好，给他们适当的引导，然后他们就会自然地行动起来。所以道家治世，往往最事半而功倍，“无为而治”这四个字可绝不是虚言。

　　《吕氏春秋》说，“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用现在的话，那就是“与时俱进”了。采用什么样的治国方略，以什么指导思想为主，必得看所处的外界环境是什么样。同样还是汉初这段时期，君王们如果推行法家，那会是什么情形?——老百姓现在恨不得活不下去，好不容易不打仗了，想建设建设自己的生活，国家却这也不让干，那也不让搞，犯个小错就杀头，把本来就苦命的老百姓当强盗。再加点苛捐杂税，大家再像陈胜吴广那样搞一回也实在不新鲜。秦朝因“法”而成，又因“法”而败，明摆着的前车之鉴。法家断断是不行了，那么，儒家呢?首先汉初的时候，儒家思想还没像后来那么受重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是汉武帝时代的事。不过，即使儒家在那时已经有了隆重的地位，要以它为指导的话，效果也一定比不过道家。“仓禀实”才能“知礼节”，虽然儒家认为有气节的人可以“舍生取义”，但对老百姓来说，这要求实在太不现实。您想向我们宣讲仁义道德，我们不是不欢迎，不过，您得先让我们吃饱吧。我们正饿得眼冒金星，还要虔诚地听您对我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这是不是太没人性了些?您说我们只要有气节，哪怕死也不用怕。那就是说，我们都应该抱着“六经”，然后心满意足地饿死在街头?——儒家并不适合于这样的时代。那么，要到了什么样的时候，它才是最适宜，最有用武之地的呢?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

　　说起儒家的“治世”，汉武帝的辉煌时代，那是必要提到的。就在这时，儒家被尊为了正统，从此开始了对中国两千年的统治。它也让大汉王朝，呈现出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帝国面貌。那么儒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功呢?还得从“文景之治”来看起。因为道家的休养生息，经济繁荣起来了，国家的实力也与日俱增。然而这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却发现，国家富了，人民过好了，可是，他们却离自己一点也不近，堂堂的大汉王朝，这国家凝聚力却好像总是不够!这本来也很正常，老百姓休养生息，自自然然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原本就无须去关心国家怎么样。在道家思想里，他们就该把君主忘了才是正理。汉武帝掂量着手里这个强大的国家，如果把力量集中起来，它就可以成就很多大事!但是，怎样才能把这些各自散落的人心整合起来呢?让他们从心里以国家为己任?他看中了儒学，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儒学，也像他期望的那样，真的整合了天下的人心。

　　儒学告诉给每一个人，当你生下来，你就生活在社会的一个什么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你应该怎么去扮演你的角色。整个天下，无数的小家最后组成一个大家，君王就是至高无上的“父”。在千差万别的位置之间，有礼义道德为纽带，把人们紧紧地联结为一体。每一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都仿佛近得触手可及。于是从此后，在儒家“治下”的两千年，中国的文人死不悔改地“以天下为己任”，到现在这情结也没有消褪;中国的老百姓跟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总是对“国事”表现着更高的热衷，现在也仍然如此;极具中国特色的“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统一”永远不可置疑，分置根本就是不可接受的……儒家，的确是为君王最好地收拾了天下。无论多大的国家，都能够通过它，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整体。从这一点上说，道家和法家都是无法比拟的。法家的统治只是表面，只管人家的行动，根本不看他的心，治标不治本。道家则心在自然，我好就是天下好，一人一世界，根本不要求共同。还是儒家——它对于君王来说，是最能从根本上解决天下统治的问题的。所以，从汉武帝以后，它几乎得到了所有朝代绝大部分皇帝的一致奉行，也是必然的结果。

　　现在看，如果以儒家为指导，那该是什么样的时代呢?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强国时代。政治稳定，天下不存在强盗逻辑，儒家才能站得住;经济发达，百姓“仓廪实”之后，才有心思去接受“教化”。在这样的时代，经过儒家的整合，一个统一的完整的强大国家就会赫然呈现在人们眼前。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都有着令人惊叹的能力。

　　在说过了各家思想“分别”的成功之后，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个几近完美的“治世”，看看它的成功机制又在哪里。

　　既说“几近完美”，也许很多朋友也就能够想到了，这个“治世”，正是唐太宗李世民治下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的美誉和辉煌不用说，那一派万民和乐，四海升平的景象，一直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璀璨夺目的时期”。那么，“贞观之治”的成功之道又是什么，这时天下的指导思想又是怎样的呢?也许，我们从“一代圣君”李世民的身上，就能很快地看出端倪来。

　　李世民是一位非常典型的“儒道兼综”的君王。虽然，儒道两家的基本思想完全不同，处理事务的做法也完全不同，但在李世民身上，道家和儒家却结合得十分恰到好处。说到根本上，还是这位君王头脑十分清醒，把自己的真正目的看得很明确。一切都是为了“治世”，为把国家治理好。在不同的时候，甚至处理不同的事务，哪个思想更好用，那么就采用哪个。而不是沉迷进哪家思想的魅力中，最后成为该门派的信徒。在他眼里，一切思想，都是为我所“用”的。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位英明神武的唐太宗，一面大力地推崇儒学，增加太学的名额，尊孔子为“圣”，还亲自跑去，跟博士们讲儒经，“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而另一面，他也同样十分重视道家，很多国家大政的决策，都是鲜明的道家路数。“贞观之治”首先得自于他继位以来近十年的“休养生息”，他的信臣像魏征他们也不断地强调“无为而治，德之上也”，真正的“治世”，就是道家所描述的“鸣琴垂拱，不言而化”。儒家和道家，在贞观时代，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因为道家的清静，宽简，不扰民，经济很快就发展了起来，老百姓们也很快走向了小康;因为儒家教化的倡导和推行，天下人心又整合了起来，让每个百姓都懂得了为人立德的道理，而不是各行其是。于是，贞观年间，天下衣食丰足，生气盎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据说有人从山东出发到海滨，都不用带多少粮食，一路上自然有人馈赠。真真就是传说中太平盛世的楷模。

　　从“贞观之治”，或许就能够看出几分真谛来了。我们的古典哲学，它们的根本是为我们所用的，欢迎研究，但实在不必去迷信。无论哪一家思想，都不必一成不变地永远去追随。对于“治世”来说，更加如此。儒道兼综——历史上大多成功的政治家，他们的个人思想修养，都是这个路数。这大概也是古代治世思想最完美的组合了。

　　上面我们从“治世”的大方面，探讨了几种思想的效用，那么对于个人，情形又是怎样的呢?对于个人，儒、道两家，它们也各自都有很强的“修身功能”，都能够成为一个人生存的指导。道家则尤其彻底。

　　其实这个，几千年来聪明智慧的文人们，早给我们实践地明明白白了，他们历来都是——“进则儒，退则道”。上进时，要以天下为己任时，靠儒家来激励自己;逆境时，没有办法改变外界时，用道家给自己留下最后的退路。我以为这是非常好的。不必说某某人心志不专一，不执著。一个人活在世上，生存还是最大的真理。文人们一贯地多情敏感脆弱，然而我们却发现，在中国古代，他们却极少会投河上吊，纵然一辈子坎坷，也不会让自己心里没了路。可到了近代，传统思想开始远离人们的头脑，文人们却也纷纷开始自尽了。在国外，文学家艺术家以自杀方式来了结的，也实不在少数。

　　这也真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最令人感怀的了，这生存之道，在两千年多年前，祖先们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教给了我们。或许，当你有一天走投无路、觉得再没有心力去面对人生的时候，品品道家、看看儒学，就会发现自己的心竟在不自觉中开阔了起来，其实生活根本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糟糕。(文/刘雅茹)

竹林七贤学术随笔篇二

　　竹林七贤是中国历史上回归自然的高人雅士群体。有关七贤的音乐、文学作品都特别精彩。一首《广陵散》千古绝唱，八十《咏怀》诗感人肺腹。所以，竹林七贤使世人倾倒。隋开科考，《嵇氏四弄》被列为进士考题。阮籍的诗歌常被文人雅士吟颂于口。杜康造酒醉刘伶的传说盛于民间。直至现在，七贤的故事仍旧脍炙人口。

　　《竹林遗风》专辑，就是摩尼天虹老师以竹林七贤琴曲为主题推出的古琴演奏专辑。其内容包括：竹林七贤的传世琴曲八首：《酒狂》、《风入松》、《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孤馆遇神》、《广陵散》。以及摩尼天虹老师的《〈竹林遗风〉随笔》。

　　魏晋时期是琴学的繁荣阶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高人雅士，竹林七贤即是其中的代表。而竹林七贤的八首传世琴曲，素为历代琴人所重，然鲜有完整打谱、演奏并录音传世者。《竹林遗风》专辑的问世，适时弥补了这个空白。

　　《竹林遗风》古琴专辑，完整收录了竹林七贤的传世琴曲，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的以竹林七贤为主题的古琴演奏专辑，据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套收录《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的古琴演奏专辑，目前尚属唯一。

　　摩尼天虹老师在《〈竹林遗风〉随笔》中也曾提到：“七贤琴曲，有八首传世，甚为珍贵，素为历代琴人所重。时至今日，此八曲得之者甚鲜。天虹珍之，曾为八曲打谱，并收入《醒心琴谱》之中。”

　　而今《竹林遗风》的出版，使七贤雅韵，魏晋古风得到了再现，令人欣慰。

　　录老师《〈竹林遗风〉随笔》片语，与诸琴友共赏：

　　一、竹林七贤 忘情山水

　　琴棋书画，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也，而琴居其首。

　　琴学史中，有四时而为高峰：春秋战国，是为琴学之首次辉煌时期。汉魏两晋，是为琴学之高度繁荣时期。隋唐两宋，是为琴学之全面兴盛时期。而明清两朝，则为琴学之成熟时期。

　　魏晋者，处琴学高度繁荣之阶段。于此时期，诸家思想，皆甚活跃。曹操“唯才是举”，已打破汉朝以来儒学之绝对统治地位。是故除儒学正统盛行之外，其他思想亦纷纷兴起。此一时期，佛教于中国内地已甚为兴旺;由佛教发展而兴起之“般若学”，已独立传播;由老庄思想发展而成之“道教”已开始兴起;而以老庄之学解释儒学经典之“玄学”，亦兴起并流行于世……

　　于此环境之下，文化发展迅猛。琴学于此时期，亦空前繁荣。许多高士，纷纷涌现而出。“竹林七贤”即其中之代表。

　　“竹林七贤”者，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名士也。其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饮，故世称“竹林七贤”。其中嵇康为曹魏皇亲，文章、琴学皆名噪天下;阮籍、阮咸为建安七子中阮瑀之子孙，阮籍为琴家、诗人，阮咸为音乐家;向秀为玄学“崇有派”之代表;王戎为玄学“崇无派”之代表;山涛为司马氏亲属;而醉酒放肆则首推刘伶，民间有“杜康造酒醉刘伶”之说。而七贤之共同特点，即皆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忘情于山林之间。七贤之中，有著名琴家三人，即：嵇康、阮籍、阮咸。

竹林七贤学术随笔篇三

　　所谓魏晋风度就是指汉末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体说就是指受道家的学术和玄学的思潮引起的一种风气，产生的一种追求自然——与名教相对，名教也就是礼教，追求自我——与外物相对，也就是与身外之物相对，追求自由——与束缚相对，的三字追求，以及由此在上层贵族中形成一种超越性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性的人格气度，这就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这个概念出现的时间也不过一百年时间，甚至一百年不到，具体是鲁迅先生在1920xx年到广州做过一个演讲，演讲的题目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个演讲做完以后，魏晋风度就成为一个文化命题。

　　魏晋风度大概为12个风气，分别是美容之风、服药之风、饮酒之风、任诞之风、清谈之风、隐逸之风、艺术之风等，这些风气都是当时魏晋风度的一些重要的表现，跟竹林七贤的推动也有极大的关系。

　　在魏晋的时候，对于美的欣赏、追捧和热爱简直到了一种极致。特别还要指出的是不仅对于女性美有欣赏，更重要是欣赏男性美。对于男性美的欣赏第一个标准就是要白，第二个标准是身材要高，第三个是眼睛要亮，黑白分明，第四个是神情要好，气质要好，风度要好。

　　竹林七贤的人数可能不止七个，但竹林七贤的命名，可能是后人为了比附经典和圣人孔子的一个说法。史学大师陈寅恪提出“竹林七贤”中的竹林未必是自然界的竹林，很有可能是从佛经翻译的过程中借过来的一个概念。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首的竹林七贤天性不羁、性情放达，多有不拘礼法的任诞之举。嵇康天姿卓群却土木形骸，不修边幅，顺其自然，在临死之际仍然淡然处之，奏出广陵绝唱;阮籍与贾宝玉的相似度颇高，常有悲天悯人之哭，被称为是“最爱哭的诗人”;刘伶身矮小，容貌不佳，却放浪形骸、以酒为乐，经常以宇宙为狭、幕天席地，有着无穷宽广的精神自我。

　　竹林七贤的每个个体，性格各异，面对政权更替时的选择也各不相同。但他们能突破政见上的分歧、超越世俗的是非，交游甚深，如同七个不同的音符，组合在一起，就是一段动人的乐章。比如嵇康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山涛却做了司马氏的官，嵇康甚至写出《与山巨源绝交书》，却把自己的儿女托孤给山涛，这就是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的友谊也达到了和而不同的更高境界。

　　竹林七贤的故事揭示了人生三大核心问题：选择问题、生死问题、情感问题，无论是自由、独立、尊严和幸福都与个人的选择有关，嵇康之死提升了竹林七贤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和心灵史上的地位，给活着的人们以更大的精神动力。人们常常对身外之物追求得很多，但是对身边的情却熟视无睹，这的确是一个极大的悲哀。竹林七贤也反映了人类幸福的三大前提，那就是要保持多元化、个性化和宽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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