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暑假成为城市中小学生的“第三学期”,早已不是新鲜事。中国教育学会日前发布的《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家长在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中的支出规模超8000亿元。
20xx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用于课外辅导的支出接近20xx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的两倍。
再来看20xx年11月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在《20xx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中发布的数据——20xx年,包含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在内,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25861.8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4245.58亿元。
这意味着,20xx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用于课外辅导的支出接近20xx年中央财政教育支出的两倍。
那么,究竟是家长要求太高,还是课堂讲得太浅?是优质资源不够,还是考试出了问题?
米兜从2岁就开始了天天有“班”上的生活,英语、击剑、足球、钢琴一个没落下。
“现在培养个孩子真不容易!”米兜妈觉得很累,她反省说,“这种累,来源于各种比较和失落,来源于对孩子的逼迫和说服,来源于迷茫和焦虑。”
像米兜妈一样迷茫、跟风的家长并不在少数。他们给孩子报班、选班的动机往往来自“别人家孩子”。
“同学都补课,无论是才艺还是学业,虽然有压力,但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在北京市海淀区某辅导班,家长吴胜(化名)向记者展示了孩子去年12月参加9个课外班的账单——4950元,而两口子的月收入刚刚过万。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刘成章认为:“家长应该关注动力、习惯和思维品质的培养,而不是把孩子的教育‘外包’给辅导机构。”
记者注意到,“升学不考,入学以后分班考”已成很多学校的“潜规则”。因此,通过选拔进入重点班成为很多家长补习的目标。
“学校有那么多优秀老师,为什么不能办各种班呢?如果学校承担起辅导机构的这些职能,孩子和家长便不用奔波。”北京家长安艳的疑问具有一定普遍性。很多家长认为,与其大家都报班补习,不如学校教得深一点、难一点。
对此,北京东直门中学教师王天祥表示:“老师当然是有能力的,但我们的受众并非超常学生。国家教学大纲着眼于育人的功能,教深、教难则是考试选拔的诉求。家长把获取更好名次当作教育目的是偏颇的。”
刘成章则建议教育部门在课时安排上给学校留下答疑时间,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
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王烽看来,“补习热是社会生存压力对孩子、对教育的传导。富裕家庭是教育的风向标,对他们来说,现有的财富、地位不够可靠,只有把孩子培养好才是最牢靠的。在公办学校教育不能满足期待的情况下,转而寻求校外补习。这种做法又会传导给他人,形成了城市中的课外辅导热”。
为了让孩子取得理想的成绩和多样化的发展,家长纷纷选择课外辅导机构,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学校教学。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抢先学”。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很多课外辅导机构都标榜在寒假十次课学完下学期课程,甚至在广告中刻意制造恐慌。
“这完全不符合学习规律!”刘成章大声疾呼,“在这样的课上学生只是听到些‘名词’而已,并不是概念式地把握,何谈实际应用?很多学生“食而不化”还自以为把课程内容掌握了。这应该引起学生和家长高度重视!”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子教育”,只是在东亚,课外补习与升学挂钩的目的更直接、影响人群更广。
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统计,20xx年全韩用于补习的费用占到教育预算的55%,经持续不断的治理后,20xx年该比例仍为28%,有68.8%的在校生参加各种校外补习。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学院副教授姜英敏告诉记者:“韩国补习盛行,却仍有一半人在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因为应试补习所学的内容对孩子成长并无好处,只是因为社会雇佣制度认可了学历作为评价的标准,造成企业招不到有用人才,学生却面临失业的局面。”
日本在20世纪60到80年代经济刚刚起飞时,也曾经以教育体系来筛选人才。但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企业逐步建立起了包括专家、人才评估模型在内的资历体系,以及以分类资格证、企业文化为支柱的人才筛选体系。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为,虽然补习热在表面上看是相互比较的结果,但根源还是在评价。“以分数为标准评价,太单一,只有建立专业团队,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业、社会活动等多方面能力,并采取招生与考试分离的制度,才可能刹住补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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