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故事：且以优雅过一生

杨　绛

　　民国名女子各个不同，唯独她“不想攀高也不怕下跌”，以“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态度走过百余年风雨岁月，虽困顿有时，却收获了事业、爱情、家庭皆圆满的人生。

　　她一生历经风浪与波折，却总能给世界以温暖、以感动。无论时光流逝，人事变迁，不乱于心，不困于情，不念过往，不畏将来。

仙童好静

　　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白活了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排行老四，杨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少年时代，她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淘气顽皮，曾因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高中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也命学生读诗。她的课卷习作曾被校刊选登。一篇《斋居书怀》写得有模有样，“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老师批——“仙童好静”。

最贤的妻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1928年，杨绛17岁，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杨绛与朋友四人一起北上，当时大家都考上北平的燕京大学，准备一起入学，杨绛临时变卦，毅然去了清华大学当借读生。母亲后来打趣说：“阿季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当年3月初，杨绛去看望老朋友孙令衔，孙令衔也要去清华大学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面容白皙清秀，性格温婉和蔼。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生活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钱锺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多年后，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锺书听后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最才的女

　　杨绛的散文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杨绛在创作上成名其实早于钱锺书。当《围城》出版的时候，人们在问“钱锺书”是谁——杨绛的丈夫。1943年，还在小学教书的杨绛创作的第一部剧《称心如意》上演大获成功，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

　　即便在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女儿钱瑗一语道破：“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就连钱锺书自己也承认，“杨绛的散文比我好。”他还说，“杨绛的散文是天生的好，没人能学。”

　　钱锺书的小说《围城》被搬上荧屏前，导演黄蜀芹曾专门来征询夫妇俩。杨绛边读剧本，边逐段写出修改意见。电视剧果然声名大噪，一时在全国掀起热潮，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著名的旁白——“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被无数人时常引用，实际上就出自杨绛之手，她可谓是最懂《围城》的人。

“打扫现场”

　　我得留在人世间，尽我应尽的责任

　　1994年，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1997年去世。钱瑗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12月，相伴了60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在北京三里河，一个属于国务院的宿舍小区，全是三层楼的老房子，几百户中唯一一家没有封闭阳台，也没有室内装修的寓所——“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便是杨绛的栖身之处。自1977年搬进来，她就再没离开过。曾经的“我们仨”，只剩她独自一人，整理钱锺书留下的多达7万余页的学术遗物，笔耕不辍。

　　20xx年，在钱锺书手稿交付出版后，杨绛于散文集《我们仨》中，写尽了她对丈夫和女儿深切绵长的怀念，“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宁静致远

　　我只是一滴清水，不能吹泡泡。

　　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杨绛把自己寓所称为“人生的客栈”，欢乐与伤悲来来往往，都成了过客。“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她喜欢的名言。“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她拒绝出席中国社科院主办的纪念钱锺书诞辰10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为的便是恪守她与钱锺书的诺言，“钱锺书生前跟我说，自己去了以后，不要搞任何形式的纪念会。” 她在散文《隐身衣》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

　　杨绛出的书不少，代表作有《干校六记》《将饮茶》《洗澡》《我们仨》等，却一直坚持不做宣传，说是怕耽误读者。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对此，她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坐在屋里的书桌前，她写下自白。“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面对遮天蔽日的苦难，日复一日的羞辱，日甚一日的绝望，她不动声色地坚强，润物无声地反抗，内心强大得像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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