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岸对世界的要求并不多。他住在乡下,对物质的需求几乎降至最低——就像他所崇拜的梭罗;他吃素食,粗茶淡饭,朋友也不多;他的节俭甚至体现在他的创作上,他读得多而写得少,谨于言而慎于行,这么多年,我只读到过他一本散文集子,就是1995年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印行的《大地上的事情》。几乎没有人关注他的存在,如同没有人在意原野上一只羚羊的存在。可上帝还是收走了他。上帝是多么刻薄。
我是关注他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几年中我们只通过有限的几次电话。1997年1月24日,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有机会与我坐在一起交谈。但是他住得太远,我这个人又一向比较懒,一直没去找他,想必他也不善交际,故而我也从未在圈子里某一次小聚时碰到他。今年新生代散文界在楼肇明先生的策动下搞了一个散文朗诵会,我当时只因贪心看一场球赛,便没有参加,不知苇岸去了没有——我想他是应该去的。总之我不知道自己和苇岸之间算不算是朋友,但这种不需时时提起却又彼此挂记的淡淡的情感却令我感到温暖。
苇岸在那封信中还说:“你具有一种我不具备的(亦是令我钦慕的)快速运用文字的能力,这与思维的敏捷相关。我则迟讷得多,故我有些反现代(它的效率和竞争)。”他说得不无道理。上帝为我们安排了不同的生命形式。在我奔忙的岁月中,效率成为我保持创作状态的惟一途径,如果不及时抓住思想的吉光片羽,那末它们就将弃我而去,永不回头;而在苇岸那里,时光则从容悠缓得多。所以他的文章很浓稠——要过很长时间,才从身体里榨出一滴汁液。这是他作品的价值所在。他热爱他的文字,仿佛上帝热爱他所创造的世界。他说:“作家应该是文字的母亲,她熟悉她所有的儿女,他们每个人的技能和特长,当她坐在案前感到孤单,她只要轻轻呼唤,孩子们便从四方欢叫着跑来,簇拥在她的身边。”(《作家生涯·文字的母亲》)
他的素食主义不仅仅是出于一种个人的癖好,而是得之于一种深刻的理念,那就是对物欲的节制和对精神自我完善的崇高追求。他并非主张禁欲,但他号召节制,遵循自然的法度。非常年代里曾经盛行的禁欲主义是物质生活贫乏的结果,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纵欲和贪婪因没有物质基础而显得可怕,因而禁欲固然违背人性,却实出无奈。所以,道德的修行,为社会生产的危机罩上了一层安全网。而目前,我们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物质进步的同时,潘多拉的盒子也被打开,欲望与邪恶没有限度地泛滥,加速了人类精神的沉沦。所以,后工业时代里苇岸的抉择同工业时代里梭罗的抉择有着相同的意义,他们都是“把思想与行为完美地结为一体的人”(《人必须忠于自己》)。苇岸的节制是理性与智慧的产物,是对人类的忠告。他说:“土地借助利奥波德之口,向忘形于主人幻象中的人类,发出最后呼声。这呼声包含一个内容:‘征服者最终都将祸及自身。’对此,阅尽人间的土地,充满信心。”(《土地道德》)这种感悟可能是他长期与自然、与土地对话的结果。他感悟自然,是为了倾听自然的秘语,并以信使的身份,将它们传递给愚顽的人类。泛滥的欲望正在毁掉我们苦心孤诣地创造的文明,在这个时代里,节制,无疑成了最高贵的品德。他写道:“《历史研究》的著者汤因比即认为,工业革命以来被刺激的人类贪欲和消费主义,短短二三百年间,便导致了地球资源趋于枯竭和全面污染。面对未来,人类不能再心存科学无敌的幻觉,科学虽有消除灾害的一面,但(现实已经表明)一种新的科学本身又构成了一种新灾害的起因。人类长久生存下去的曙光在于:实现每一个人内心的革命性变革,即厉行节俭,抑制贪欲。
“而在自律方面,曾严厉抨击西方社会的实利主义的索尔仁尼琴,反对‘贪婪的文明’和‘无限的进步’,提出应把‘悔过和自我克制’作为国家生活的准则。因为纯洁的社会气氛要靠道德的自我完善来造成,稳定的社会只能在人人自觉地进行自我克制的基础上建立。托尔斯泰也曾讲过,人类不容置疑的进步只有一个,这就是精神上的进步,就是每个人的自我完善,人类如果没有内心精神上的提高,那么徒有外部体制上的改革,也是枉然的。”(《素食主义》)他对奉行素食主义的梭罗、列夫·托尔斯泰和萧伯纳推崇备至。素食主义在苇岸的生命中不是最重要的内容,但他至少以此表达了他与物质文化对峙的决心。这是他所选择的自我救赎之路,我们也可以从中思索己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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