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康德让“头上的星空”与“心中耳朵道德律”扎根内心时,也暗含了道德为一种美好信仰的态度。然而在与发展愈复杂的社会中,道德,于很多人看来不甚美好。道德与良知在铺天盖地地德育宣传中更像越磊越高的城墙,人被唾沫左右,也被内心左右,让立世成为没有答案,充满挣扎的谈思。
可惜的是,人们总记得星空很高,却忘了仰望星空的那份亲切感与触手可得饿满足。道德亦是如此。面对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人们忘记道德并不高大,作为人的初心,卑微而不卑贱;我们需要仰望和敬畏的,是法律道德则能成为安心立世之本。
在渔人的故事里,“未知”是他们实施救援的最大阻碍。前两个渔民因日期和地点的未知却步,也因此受到所谓“良心的谴责”。第三个渔民则一语道出本质,一切未知的阻碍不过是因种种顾虑想要逃避的借口,道德的施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关键是人如何看待。他看见了社会的症结,他的不安既是内心的挣扎,也是对于社会的忧思。
故事终究是故事,“这里”也仅仅是个喻体,象征着无处不在的道德抉择。我们每日面临的冲突,说到底不过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胡塞尔毕生论述“理性”与“非理性”。仍身处二者的漩涡难以逃脱。他以“真理、定律”定义理性,那么何为真理?行善助人是否又是复古不变的绝对要求呢?因此道德藏身于二者之间,人们常常渴望有一个做与不做的标尺,轻松地左右自身的抉择。然而,这个标尺是无法存在的,立于现实,有的只是纯粹的行善,纯粹的行恶与纯粹
的独善其身。
小悦悦的事虽已时过境迁,也是国人不愿提起的伤疤,但作为透射世间百态亦具有普遍价值的例子,用于此以分析道德冲突的本质未尝不可。社会众多行善反遭受不公平对待的例子让人面对求救者,第一反应即是保全自身。路人途径鲜血淋漓的马路,大抵是思索责任承担、思索医学费用,最终宽慰与固遭无人救援而默然走开。
马尔道洛尔如此评价社会的心态:“人们无法消除不公平,只好将公正淹没与普遍的不公正之中。”如此,人便孤立与极端的罪恶,以求“多数人”的内心平静。“多数人”是个假象,有“大家都这这样”的暂时安心,却改变不了败于冷漠的本质。
显然,社会评价中烂俗饿“良知泯灭”已不再适用——对于阐述内心,绝对的否定过于单纯。人们不是不懂道德为何物,而是纠结于如何使用道德。熊培晕多次强调的社会道德底线问题,也正是人们尚未解决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底线”虽基础,于人心也是一道“高墙”。
我们有道德观,却更像随意的个人行为指导。随心所欲、模凌两可,模糊不清,是许多人现有的摇摇欲坠的道德观的弊病。没有底线的道德观必然是脆弱的,我们因此能够容忍利用善心行恶的罪状,也无法踏出施以援手的一步。在道德面前,人人都应划开一条明确地界线,有执着于心的原则,以此反抗黑暗。
与道德相对的是法律的思考。社会法治完善的路上,人们也习惯于仰望法律,仰望那些白纸黑字、奖罚分明的文件,生怕触犯“天条”。此时人们安于“被统治”,便缺乏忠诚的道德判断。将最基础的社会要求看作让人崇高的戒律,无凝视危险的。单纯的法律统治之下,社会只能在人性的底层徘徊。
所以不要忘记,在法律之上,是更具权威的道德。
道德,其实最终指向成“人”的问题。这一在现世作为较高要求的名词存在于人的初心。人之初,无论善恶必然是道德先行的,只是社会带来遗忘。如何为人,不必是多么高尚的节操,但必有纯粹的道德理念。究竟是被世俗同化,为顾虑左右,还是弃绝社会的复杂,为“成人”忠于内心,在人存在于世的最初便有定夺。
“角色错觉”的概念最初有曾德雄提出,四个简明扼要的字足矣折射众多忙碌与现实世界的人的心态。我们可以是教师,是公务员,是丈夫旗妻子,却忘记自己首先是个人。只有重拾人的本真,在为人中多一份义无反顾,才能最终放弃困于现实的“非我”。
常常羡慕尼采的出世复入世,能够透看世俗,懂得如何立足世间。但对于道德抉择,我们可以不必成为尼采那样透彻的大师,顺应社会的复杂,明辨自身的处境,又不失“出世”的警觉,很多两难的选择也许不再纠结。
正如康德所想,道德是一种信仰,优于信奉神佛,因为道德在给人为人的慰籍之余指导人立世。而总是求神拜佛望神慈悲保佑,而无法对人慈悲的人永远只是无神论者。
文章的开头提到道德为安心立世之本,其实“安心”更多地指向自我,在社会的人,不妨以“安世”自勉,拥有一份低调不浮夸的使命感,不需要伟大的论调或口号,仅仅是让人更圆满的方式。
道德之所以“高墙”,不过是因为我们的视线被世俗蒙蔽,若是终于内心,也许会发现翻越高墙不过四两拨千斤。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先从守住道德开始,以此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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