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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游说六国,采用合纵战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张仪则帮着秦国到各国游说,要这些国家与秦国联合攻击别国,叫“连横”。
六国中,齐国和楚国比较强大,两国结成同盟,对付秦国的“连横”。这成了秦惠文王的一块心病,他千方百计想破坏齐、楚两国的关系,以便使秦国渔翁得利。
相国张仪了解秦惠文王的心思,对他说:“大王请放心,我有把握叫齐、楚两国反目成仇。”
秦惠文王便派张仪到楚国去实施离间计划。张仪先用重金买通了楚怀王身边的宠臣靳(jìn)尚,然后才去拜见楚怀王。
张仪对楚怀王说:“现在天下虽然一分为七,但能够称为大国的,也只有楚国、齐国和秦国。秦王派我来贵国,就是为了我们两国之间修好。大王如果肯与齐国断绝往来,我国愿意把商于地方总共方圆六百里土地送给您,让我们两国世代结为友好邻邦。”
这商于之地原来是楚国的领土,被秦国夺去了几十年,听说现在能够收复,楚怀王当然很高兴,便答应了张仪的条件。
大臣们纷纷向楚怀王表示祝贺,只有大夫屈原皱着眉头说:“我看这未必是好事,不要高兴得太早。”
楚怀王板着脸问他:“我们不费一兵一卒,白白得到六百里地,为什么不是好事呢?”
屈原回答:“现在秦国这样看重楚国,是因为我国与齐国结成了联盟。如果我国与齐国断交,有事就孤立无援,秦国还会把我国放在眼里吗?”
楚怀王说:“不要管这么多,我们先把六百里土地拿下来再说。”
屈原担忧地说:“只怕这六百里地也只是张仪的一个诱饵,不一定能够到手。大王不妨先派人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于,等到手后再与齐国断交也不迟。”
有人叫陈轸的大臣也站出来说:“张仪是出了名的出尔反尔的小人,大王千万不要中了他的诡计啊!”
靳尚收了张仪那么多贿赂,就帮秦国说了许多好话,竭力怂恿楚怀王按张仪的条件去做,坚决与齐国断交。
楚怀王听惯了奉承拍马的话,认为靳尚的话很有道理,武断地说:“张仪是秦国的相国,怎么会说话不算数呢?我们要得到那六百里土地,当然要马上与齐国断交!”
于是,楚怀王一面与齐国断交,一面派逢侯丑跟随张仪到秦国接受商於。
到了秦国后,逢侯丑向张仪催讨六百里土地,想不到张仪翻脸不认账,半真半假地说:“你不要搞错,谁肯把六百里土地送人?我是把秦王赏我的六里地送给楚王,这是我自己的封地。”
逢侯丑强忍着怒气,郑重其事地对张仪说:“我奉楚王之命来贵国接受商于之地六百里,而不是相国所说的六里!”
张仪把眼珠一翻,冷冷地说道:“大概是楚王听错了吧?秦国的土地都是祖先恩德传下来的,怎么可能送人呢?”
逢侯丑发觉大事不妙,连夜动身往回赶。
楚怀王听了逢侯丑的报告,气得差点吐血,大骂张仪是反复无常的小人。接着,他又气急败坏地下令发兵十万攻打秦国,要用武力夺回商于六百里土地。
陈轸连忙劝阻道:“现在我国已经和齐国断交,如今孤军去攻打秦国,不一定能够取胜,还是从长计议的好。”
楚怀王刚愎(bì)自用,哪里听得进,结果楚军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不仅没有夺回商于,还失去了汉中六百里土地。楚国大伤元气,楚怀王只得忍气吞声向秦国求和。
此后,张仪又先后到齐、赵、燕等国,说服这些诸侯“连横”亲秦。
公元676年(唐高宗上元三年),九月初九重阳节那天,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阎伯屿在滕王阁上大宴宾朋。滕王阁是高宗显庆年间,由前任都督李元婴修建的。阎伯屿继任后,将滕王阁修缮一新。这天请客,阎都督一是想让大家看看刚修好的滕王阁,二是他已事先让自己的女婿写好了一篇纪念这个盛会的文章,想借机显示女婿的才学。
宴会开始后,阎都督命下人捧出纸砚,请客人们写赋作序。客人们知道底细,都识趣地推辞了。当阎都督请到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时,年轻人却毫不谦辞,接过笔砚写了起来。这位年轻人便是在初唐文坛上享有盛誉的着名诗人王勃。他是去海南探望父亲,路过洪州而被邀请的。
可是阎都督见此情形还是有点不高兴,便推说更衣走开了。暗中他派随从看王勃怎样写,并要他们随时报告。随从先报来的是开篇的两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伯屿听了觉得平常,认为不过是老生常谈。随从后来又报来“星分翼轸(洪州处于楚地,翼轸是传说中楚地上空的两个星宿),地接衡庐(衡山与庐山)”,阎伯屿听了沉吟不语。当随从报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两句时,阎伯屿一下跳了起来,赞叹道:“这位是真天才,他的文章可以永垂不朽!”
阎都督重新回到宴席上,与王勃欢饮至终。王勃离开洪州时,阎都督还送了他一百匹绸缎。而他在滕王阁上写的这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也简称为《滕王阁序》),则成了传诵千古的杰作。
王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是初唐文坛上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号称“初唐四杰”。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对唐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打破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用诗反映社会现实,描画边塞江山,开拓了诗歌创作的题材,丰富了诗歌创作的内容。他们的创作得到了大诗人杜甫的很高评价。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唐代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仅《全唐诗》一书,就收录了诗作近五万首,作者两千两百多人,涌现了李白、杜甫等许多享有世界盛誉的大诗人。唐诗的兴盛,是从唐太宗时就开始的。
唐太宗本身就爱好文学,也喜欢写诗。早在做秦王时,他就开设弘文馆,接纳四方文人学士。做了皇帝后,他身边更有一大批宫廷诗人,奉他的命令写“应制诗”。在这些诗人中,最出名的是上官仪。他是贞观年间的进士,被唐太宗任命为秘书郎。当时文坛上弥漫着六朝以来的靡丽文风,流行的也大多是点缀宫廷生活、为帝王歌功颂德的宫体诗。上官仪奉命所作的诗,也十分婉媚工整,适合宫廷需要,引得文人们纷纷仿效,被称为“上官体”。
唐代以前,诗歌创作比较自由,没有格律、声韵方面的太多限制。上官仪在创作中,却很讲究对仗。他总结前人诗歌创作的经验,归纳出“六对”“八对”等对仗方法,定为格律。这对唐代的律诗(每首八句,每句五个字的称为五律,每句七个字的称为七律)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上官仪之后的“初唐四杰”,写了很多五言律诗,促进了律诗的发展,并通过他们的作品把五律这种形式固定了下来。在内容上,“初唐四杰”冲破“上官体”的框架,把诗歌从狭小的宫廷中解放出来。他们以广阔的内容、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刚健活泼的诗风,推动诗歌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唐高宗、武则天和唐中宗各朝也像唐太宗那样,聚集着一批宫廷诗人。在这批诗人中,最出名的是宋之问和沈佺期两个。他们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把律诗成熟的形式肯定下来,定型化,使后来的诗人有明确的格律可以遵循。在他们手里,五言律诗的形式确定并成熟了,同时他们又开创了七言律诗的格局。到这时,唐代的律诗完全形成。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许多诗人采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无数优秀的篇章。
唐代是我国书法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也是一个书法家辈出的时期。但有初唐“四大书家”之称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基本上都是学习摹仿王羲之,没有跳出晋代书法的框架。据说有一次,唐太宗练“戬(jiǎn)”字,他先写了左边的“晋”,又让他的书法老师虞世南写了右半边的“戈”,然后给也擅长书法的魏徵看。魏徵仔细看过后,对唐太宗说:你这次写的“戬”字,左边很一般,但右边大有进步,已经非常接近王羲之的风格了。
唐代书法完全摆脱汉字的实用功能,变成纯艺术的创作,主要是通过两位杰出的书法家张旭、怀素完成的。
张旭是唐代开元年间人,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一带)人,曾担任过金吾长史(统管御林军的官员)等职,所以后世又称他为“张长史”。他为人风流狂放,喜好书法,尤其是他的草书在当时可称得上数一数二。据说他写字前总要先喝酒,常喝得酩酊大醉,醉后呼叫狂奔,然后挥笔书写,有时竟用头发沾着墨汁疾书。
张旭非常注意从自然界和生活中汲取养料、激发灵感。日月群星、鸟兽虫鱼、花开花落、雷霆闪电、音乐歌舞等的运动变化,都被他吸收到书法里了。有一次他和朋友去看杂耍,看到一个叫公孙大娘的舞女在舞剑,那上下翻飞的剑影,变化多端的舞姿,让张旭看得入了迷。他突然联想到了书法,一时灵感就像泉涌一般,正是这种触类旁通、善于学习的方法和精神,使得张旭的草书最终出神入化,被后世尊为“草圣”。
怀素是位出家人,俗姓钱,湖南零陵人。十岁那年,他忽然起了出家为僧的念头,父母怎么也阻止不了,只好让他出家。
怀素一直喜欢书法,尤其是草书,学习非常刻苦。据说因为穷买不起纸,就做了一块漆盘和一块漆板练字。他在上面写了擦,擦了写,结果把盘、板都写穿了。他用过的笔也不计其数,屋里堆放不下,就埋到山下,还在上面题了“笔冢”两字,以示纪念。
怀素的草书,也从自然造化中受益不小。据说有一次怀素出门,看见天空中一朵朵浮云,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辉。它们一会儿像奔马,一会儿像大鹏,一会儿像奇峰,变化无穷。他忽然想:“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云彩的变化运用于草书之中呢?”从此,怀素的草书艺术有了一个飞跃,并创造性地形成了他自己的狂草风格。
怀素在四十岁的时候,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向颜真卿求教。颜真卿也是张旭的学生,他把张旭教的“十二笔意”和自己的一些心得传给了怀素,怀素的草书造诣得到了升华。当他把自己的草书作品拿给颜真卿看的时候,颜真卿高兴地说:“‘草圣’的绝技终于有传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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